页数:41页文件大小:667.7 KB来源: 城市概论ppt课件
本课件梳理中国古代与外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说明工业革命后近代规划思想的孕育过程,并系统介绍田园城市、线形城市、工业城市、现代城市设想等理论及《雅典宪章》以来的规划思想演变。
第三章 城市规划思想及理论的发展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对城市规划思想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有所认识和了解,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我国古代虽然并无专门论述城市建设的书籍,但有不少理论散见于政治、伦理、经史书中。
古代有一些城市是完全按照规划修建的,虽然未留下规划的详细文件与图纸,但根据已探明的城址实况,可以说明有完整的城市规划。
建于7世纪的隋唐长安城,由宇文恺创制(制定规划),并按照规划利用两个冬闲时间由长安地区的农民修筑完成。先测量定位、后筑城墙、埋管道、修道路、划定坊里。整个城市布局严整,分区明确,充分体现了以宫城为中心、「官民不相参」和便于管制的指导思想。城市干道系统有明确分工,设集中的东西两市。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坊里、市肆的位置体现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有些方面如旁三门、左祖右社等也体现了周代王城的体制。
在长安城建成后不久,新建的另一都城东都洛阳也由宇文恺制定规划,其规划思想与长安相似,但吸收了长安的建设经验,如干道的宽度较长安缩小。
另一个全部新建的、按规划修建的都城是元大都,由刘秉忠制定规划。城市的布局更强调了中轴线对称,在几何中心建中心阁,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上记载的王城的布局制度。
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关于改建、扩建东京(汴梁)而发布的诏书,是古代一件杰出的、关于城市建设的文件。
它分析了城市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也就是改建、扩建要解决的问题:城市人口及商旅增加、旅店货栈不足,居住拥挤,道路狭窄泥泞,城市环境不卫生,易发生火灾等。
它提出了改建、扩建的规划措施,如扩建外城,将城市用地扩大4倍,规定道路宽度,设立消防设施,还提出了规划的实施步骤等。
中国古代民居多以家族聚居,并多采用木结构的低层院落式住宅,对城市的布局形态影响极大。由于院落组群要分清主次尊卑,就产生了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这种布局手法由住宅组合扩大到大型的公共建筑,并扩大到整个城市。在城市规划思想上,一定程度上受到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古希腊城邦时期,在城市建设中有希波丹姆模式,提出了方格形的道路系统和广场设在城市中心等建设原则,这种模式在米利都城(Milet)得到完整的体现。
公元前三至一世纪,罗马几乎征服了全部地中海,在被征服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中间十字形街道,通向方城有东、南、西、北4门;南北街称Cados,东西道路称Decumanus,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宫殿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
古罗马的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著作《建筑十书》,是世界上保留至今唯一最完备的西方古典建筑典籍,书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城市规划、建筑工程、市政建设等方面的论述。
欧洲中世纪城市多为自发成长,很少是依规划建造的,但也有一些理想的规划模式,如以城市防御为出发点的斯卡莫奇模式。
14—15世纪,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新生的城市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壮大,在有的城市中占了统治地位,这种阶级力量的变化反映在文化上就是文艺复兴。许多中世纪的城市,不能适应这种生产及生活发展变化的要求而进行了改建,改建往往集中在一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
当时意大利的社会变化较早,因而城市建设也较其他地区发达,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有代表性的,它成功地运用不同体型和大小的建筑物和场地,巧妙地配合地形,组成具有高度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组群。
16—17世纪,国王与资产阶级新贵族结合反对封建割据及教会势力,在欧洲先后建立了君权专制的国家。它们的首都,如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等,均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新的资产阶级的雄厚势力,使这些城市的改建扩建的规模超过以前任何时期。
伦敦是欧洲文化名城,迄今已有2000年的建城历史。1666年的伦敦大火,几乎使城市化为灰烬。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提出了伦敦建设规划。他设计的街道网采用了古典主义的形式,根据功能把城市各主要部分联系起来。规划采用几何形的街坊,有许多广场。
这个规划的意义在于,它表明社会的主人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国王和教会。但这个规划没有很好结合现状和地形,而且要求改变私人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官方没有采纳这个规划。
18世纪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居住地的模式,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大量破产农民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快速扩张。这样的人口增长,使得原有城市中的居住设施严重不足,旧的居住区不断沦为贫民窟,并出现了许多粗制滥造的住宅,而且由于居住环境的恶劣,导致传染病的流行。
特别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蔓延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霍乱更引起社会和有关当局的惊恐,同时也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在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这些讨论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制度上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空想社会主义源自于莫尔的「乌托邦」概念。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和傅里叶等人不仅通过著书立说来宣传和阐述他们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同时还通过一些实践来推广和实践这些理想。
针对当时出现的肺结核及霍乱等疾病的大面积流行,1833年英国成立了委员会专门调查疾病形成的原因,该委员会于1842年提出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卫生条件的报告」。1844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工人阶级住房委员会,并于184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法」。
奥斯曼在1853年开始任巴黎的行政长官,他看到了巴黎当时的各种城市问题,通过政府直接参与和组织,对巴黎进行了全面的改建。这项改建以道路系统来划分整个城市的结构,并将塞纳河两岸地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当时最为强盛的法国,巴黎的城市改建体现了古典主义思潮的重大影响,轴线放射的街道(如爱丽舍田园大道)、宏伟壮观的宫殿花园(如凡尔赛宫)和公共广场(如协和广场)都是那个时期的典范。
城市美化源于文艺复兴后的建筑学和园艺学传统。自18世纪后,中产阶级对城市中四周由街道和连续的联列式住宅所围成的居住街坊中只有点缀性的绿化表示出极端的不满,在此情形下兴起的「英国公园运动」试图将农村的风景庄园引入到城市之中。这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围绕城市公园布置联列式住宅的布局方式,并将住宅座落在不规则的自然景色中。其代表人物有西谛、奥姆斯特等人。
西谛在研究城市建设的艺术原则时,考察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优秀建筑群的实例,通过对广场、街道、建筑、小品等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揭示了这些设施位置的选择、布置以及与交通、环境之间建立艺术的和宜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强调人的尺度、环境的尺度与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感受之间的协调。
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种种改革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霍华德于1898年出版了以《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平和之路》为题的论著,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
他后来确定的田园城市概念为: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委员会受托管理。
根据霍华德的设想,田园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每个田园城市的人口限制为3.2万人,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为5.8万)呈圈状布置,借助于快速的交通工具(铁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往来于田园城市与中心城市或田园城市之间。
城市之间是农业用地,包括耕地、牧场、果园、森林以及农业学院、疗养院等,作为永久性保护的绿地,农业用地永远不得改作它用。
田园城市的城区平面呈圆形,中央是一个公园,有六条主干道路从中心向外辐射,把城市分成六个扇形地区。在其核心部位布置一些独立的公共建筑(市政厅、音乐厅、图书馆、剧场、医院和博物馆)。在城市直径线的外三分之一处设一条环形的林荫大道,并以此形成补充性的城市公园,其两侧均为居住用地。在居住建筑地区中,布置了学校和教堂。在城区最外围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和市场,一面对着最外层的环形道路,一面对着环形的铁路支线,交通非常方便。
霍华德于1899年组织了田园城市协会,1903年组织了「田园城市有限公司」,筹措资金,在距伦敦东北56km的地方购置土地,建立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彻沃斯。
线形城市是由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玛塔于1882年首先提出的。按照索里亚的想法,那种传统的从核心向外扩展的城市形态已经过时,在新的集约运输方式的影响下,城市将依赖交通运输线组成城市网络。
线形城市就是沿交通运输线布置的长条形的建筑地带,「只有一条宽500米的街区,要多长就有多长——这就是未来的城市」,城市是由一条铁路和道路干道相串联在一起的、连绵不断的城市带,并且这个城市是可以贯穿整个地球的。这个城市中的居民既可以享受城市型的设施又不脱离自然,并可以使原有城市中的居民回到自然中去。
20世纪20年代,曾在霍华德的指导下主持完成第一个田园城市莱彻沃斯规划的恩温提出了卫星城理论,并以此来继续推行霍华德的思想。到192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会议提出建设卫星城是防止大城市过大的一个重要方法,从此卫星城便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
大规模的新城建设是二次大战之后开始的,首先也是在英国。1946年颁布了「新城法」(New Town Act),从1946年到1950年开始建设14座卫星城,在伦敦周围有8座,以哈罗(Harlow)新城为代表是第一代英国新城。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人们发现这些卫星城带来的一些问题,原因在于对中心城市的过度依赖。卫星城应具有与大城市相近似的文化福利设施,可以满足居民的就地工作和生活需要,从而形成一个职能健全的相对独立的城市。
广亩城理论则将城市分散发展推向最为极端的状态,根据这一理论,城市就成为地球表面均匀分布的人类聚居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赖特要创造一种新型的、分散的文明形式,而这种文明形式在小汽车大量普及的条件下已成为可能。
在其所作《宽阔的田地》一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设想。这是一个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方格网格上的方案,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与就业相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这就是广亩城市。
工业城市的设想是法国建筑师戈涅于20世纪初提出的。1904年在巴黎展出了这一方案的详细内容,1917年出版了名为《工业城市》的专著,阐述了他的工业城市的具体设想。
工业城人口规模约为3.5万人,决定城市位置的是具有动力资源的水系支流。用水坝截拦建造水电站,向工厂及整个城市提供电力、照明及热能,主要的工厂设置在河流与其支流汇合的平原上,有一条铁路在工厂与城市之间穿过。城市布置在比工厂要高的台地上,而城市医院的地段更高,它们与城市一样,都位于朝南的台阶地上,防止冷风直袭。
功能分区思想是工业城市设想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并直接孕育了《雅典宪章》功能分区的原则。
柯布西埃是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人物。1922年他发表了「明天城市」的规划方案,阐述了他从功能和理性角度出发对现代城市的基本认识。
图中提供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规划:中部为中心区,除了必要的各种机关、商业和公共设施、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外,有将近40万人居住在24栋60层高的摩天大楼,高楼周围有大片的绿地,建筑仅占地5%。外围是环形居住带,有60万居民住在多层连续的板式住宅内,最外围的是容纳200万居民的花园住宅。
在规划的中心区,规划了一个地下铁路车站,在车站上面布置了一个出租飞机起降场。中心区的交通干道由三层组成:地下走重型车辆,地面走市内交通,高架道路用于快速交通。市区与郊区由地铁和郊区路线来联系。
1931年,柯布西埃发表了他的「光辉城市」的规划方案,这一方案是他以前城市规划方案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他的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
柯布西埃认为城市是必须集中的,只有集中的城市才有生命力,由于拥挤而带来的城市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而得到解决的。这种技术手段就是采用大量的高层建筑来提高密度和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系统。所有的城市应当是「垂直的花园城市」,城市的道路系统由地铁和人车完全分离的高架道路组成。建筑物的地面全部架空,城市的全部地面均可由行人支配,屋顶设花园,地下通地铁,距地面5米高处设汽车运输干道和网。
柯布西埃作为现代城市规划原则的倡导者和执行这些原则的中坚力量,他的上述设想集中体现在由他主持撰写的《雅典宪章》(1933年)之中。而他本人的实践活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应邀主持昌迪加尔的规划时才得以充分施展。
城市的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大城市现象,这是由于聚集经济的作用而使大城市的中心优势得到广泛实现所产生的结果。随着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规模更为巨大的城市现象,即大都市、巨大城市和大城市带。
格迪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最早注意到工业革命、城市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对城市进行生态学的研究。格迪斯在1915年出版的著作《进化中的城市》中,通过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于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突破了当时常规的城市概念,提出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研究的基本框架。
他指出,工业的集聚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城市发展显著的集中。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原来局限于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城市规划应当成为城市地区的规划,即将城市和乡村的规划纳入到同一体系之中,使规划包括若干个城市以及它们周围所影响的整个地区。这一思想经美国学者芒福德等人的发扬光大,形成了对区域现代城市的发展理论。
沙里宁提出了为缓解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必须对城市发展及其布局进行重新结构的有机疏散理论。他在1942年出版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就阐述了这一理论。
沙里宁认为,城市与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一样,都是有机的集合体,城市发展的原则是可以从自然界的生物演化中推导出来的。有机疏散就是「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的集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机的分散」。这种组织方式就是对目前密集的城市实行有机疏散,使原先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它们彼此之间将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隔开来。
佩里于1939年提出了邻里单位理论。根据佩里的论述,邻里单位由六个原则组成:
行为空间理论主要是通过对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的分析来认识城市的空间,也就是将空间与空间中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由此而产生的主要一组理论。
1950年代,CIAM中出现了一大批朝气蓬勃、思维活跃的青年建筑师,他们持有与CIAM主流思想不一致的观点,这就是现代建筑运动史中著名的「十次小组」。1954年1月,英国、荷兰小组的建筑师研究了CIAM九次会议的成果,并为十次会议准备议题,会议发表了著名的杜恩宣言,指出按照雅典宪章原则所产生的城镇不足以表现生机勃勃的人际结合,并建议按照城市、城镇、村庄、住宅的不同特性去研究人类居住问题。这一宣言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在以后的大约十年时间内,「十次小组」共聚会15次,在不间断的实践中探索现代建筑运动的未来。
K·林奇对城市意象的研究改变了城市规划领域内对城市空间分析的传统框架。空间不再仅仅是容纳人类活动的容器,而是一种与人的行为和联系在一起的场所,空间以人的认知为前提而发生作用。
K·林奇认为,意象是直接感受和以往经验的记忆两者的产物,它被转译为信息并引导人的行动。人并不是直接对物质环境作出反应,而是根据他对空间环境所产生的意象而采取行动的。林奇通过广泛的调查,在运用认知心理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意象的五项基本要素:
简·雅各布于1961年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她运用社会学方法对美国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调查,对当代城市空间的分析提出了许多见解,整体性地摧毁了以柯布西埃为代表的现代建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现代城市空间分析观点。
她认为,街道和广场是真正的城市骨架形成的最基本要素,而不是现代建筑运动和理性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所认为的是建筑和道路或公路。街道和广场决定了城市的基本面貌。街道要获得并维持有趣味的、生动的和安全的名声,人们就会喜欢去那里看和被人看,街道也就因此而具有它自己的生命。街道的生命力还来源于街道生活的多样性,街道生活的多样性要求有一定的街道本身的空间形式来保证。
1933年召开的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第四次会议的主题是「功能城市」,会议发表了《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区,而且对以后的城市规划的发展影响也最为深远。它认为,城市活动可以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部分,提出这是城市规划研究的「最基本分类」,并提出「城市规划的四个主要功能要求各自都有其最适宜发展的条件,以便给生活、工作和文化分类和秩序化」。
功能分区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建协鉴于当时世界城市化趋势和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于1977年在秘鲁的利马召开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有关官员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总结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演变,展望了城市规划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古文化遗址马丘比丘山上签署了《马丘比丘宪章》。
《马丘比丘宪章》首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将理解和贯彻这一关系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与《雅典宪章》相反,我们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城市规划……必须反映这一现实」。《马丘比丘宪章》摒弃了《雅典宪章》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
《马丘比丘宪章》要求将城市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应用到各级人类居住点上,即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国家和洲,并以此来指导建设。而这些规划都「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做出解释和反应」,并「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
《马丘比丘宪章》不仅承认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更进一步地推进其发展。
1981年国际建筑师联合会第十四届世界会议通过的《华沙宣言》确立了建筑——人——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以此来使人们关注人、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把建设和发展与社会整体统一起来进行考虑。
《华沙宣言》强调一切的发展和建设都应当考虑人的发展,「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共同目标,应当是探索并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包括了生理的、智能的、精神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既是同等重要的,又是必须同时得到满足的。
这个宣言将生活质量作为评判规划的最终标准,建立了一个整体的综合原则,从而改变了《雅典宪章》以来的以要素质量进行评价的缺陷和《马丘比丘宪章》对整体评价的忽视,并以此赋予了规划在具体处理城市问题过程中,针对城市的具体要求和实际状况运用不同方法的灵活性。
《华沙宣言》同样强调了城市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对于城市规划工作成功的重要性,提出:「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是一项基本权利」,规划师和规划部门并不能去限制这种权利的运用,而是应当通过其发挥而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有用工具。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将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应该说,这一宣言和议程并不是由规划或建筑界所提出来的,而是由社会和政治界人士所提出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整体发展的基本框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现在得到国际社会较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定义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里约热内卢的会议更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理论推向了行动,这一会议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全面探讨了从经济发展到环境保护、从政治平等到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下一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战略。
在会议同时通过的、更具操作性的《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因素……」,并要求各国政府「做到在寻求发展时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确保经济上有效益,社会上做到公正和负责任,又有益于环境保护」,而并不仅仅把发展的内容限定在只涉及到自然环境或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宣言和议程首先确认,社会和人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涵却应当是一致的,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证人们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因此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下载地址:{{downurl}}
{{{a}}}
{{#b}}{{{b}}}
{{/b}} {{/title}} {{#nolog}}登陆注册
{{/nolog}} {{#djsx}}点我刷新
{{/djsx}} {{#gocz}} {{/gocz}} {{#ffqr}} {{/ffq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