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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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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件为附录论文的下篇,总结公共行政研究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拓展、学者公共责任的展现与国际化进程,并提出走向繁荣面临的六项挑战: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论、社会需求回应、科际整合、比较研究与本土化。

学科进展页,总结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拓展、学者公共责任的三种表现与国际化四条路径
未来挑战页,引波普尔与汤川秀树说明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并主张克服功利主宰的研究态度
方法论反思页,说明方法论决定学科科学性,并梳理逻辑实证论、否证论与诠释批判等多元方法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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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研究领域的拓展、公共责任与国际化

4. 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从宏观研究方面,逐步拓展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政府间关系等领域;在中观层次上,更加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以及具体公共事务领域的政策与管理问题;在微观层面,研究核心更加关注政府内部体系的科学管理问题,如公共组织管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与战略管理等。
5. 公共取向和公共责任的展现
在近三十年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历程中,行政学者展现了强烈的公共责任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民教育,向大学生传授中国政府管理的理念、体制、机制和公共政策知识;二是为公共机构和官员提供教育和培训,使官员了解如何更加明智地做出选择、更有效率地工作;三是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和管理咨询,围绕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公共财政改革、公共危机管理、环境保护体制改革、公共医疗体制改革、反腐败等重大议题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6. 国际化:学习、借鉴与交流
主要表现在:(1)以开放的姿态大胆学习和借鉴国外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经验,翻译了一大批国外经典著作与教材;(2)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如1984年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研讨会、1991年东部地区行政组织第14次大会、1995年世界反贪大会、1996年国际行政学会第三届国际大会等;(3)学者之间的交流,派遣交流学者与留学生,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交流;(4)国际合作研究,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政府改革、环境管理、治理与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开展共同研究。

四、走向繁荣的公共行政学:未来的挑战:公共行政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身份危机”和“研究品质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种机遇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政府现代化运动对公共行政理论的需求。

第2页:研究者的問題意识与研究态度

1. 公共行政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态度
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在过去几十年行政学的发展中,行政学者大多关注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所谓的学科体系之间的完整,相对而言不太重视甚至忽略了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行政现实。问题意识的本质就是科学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要具有的批判意识以及创造性思考的精神。问题意识的提升首先要熟悉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实践中的新发展;其次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直觉能力,创造性思维需要依靠非逻辑的思考能力;最后亦与科学研究的态度密切相关,最重要的莫过于改变功利主宰的倾向,抱持“内在动机”或“内在报酬”的态度研究行政问题。

第3页: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论问题

2. 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论问题
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的地位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科学性,不是由其研究什么来决定,而是由其方法论来决定。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中区分了方法与方法论:方法是人们理解或解释某些东西所使用的各种程序,方法论则是研究各种方法并提出理论。在公共行政学发展历史上,早期的行政学研究一直以逻辑实证论为基础,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建立一门行政科学,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构建的“行政理性模型”被认为是产生公共行政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上个世纪70年代,学者柯哈特建议采取新的方法论作为研究之指引与框架,并将现象学研究观点引入行政学研究;1976年伯斯坦恩认为较健康的社会科学应包含实证、诠释、批判三种方法;1979年邓哈特夫妇首次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行政研究;1986年怀特提出科学的后经验论哲学,主张给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合法性的地位;斯塔林认为成功的公共行政研究可以结合实证传统的量的资料与现象学传统的质的资料。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发展和建构自己的行政理论,关键在于对方法论的反思,不可迷恋所谓的科学方法而排斥其它方法论。

第4页:社会需求回应、科际整合、比较研究与本土化

3. 社会需求的回应与满足问题
一门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和满足了时代提出的需求,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提出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如何优化公共治理体系、如何提升政府能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实现法治政府、如何确保责任的实现与执行力公信力等。知识应用的障碍来自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在时间观念、沟通语言、问题取向等方面的差异,重要的是建立和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使其能够跨越理论与实务的鸿沟。
4. 关于科际整合与跨学科研究问题
当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与理论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包含着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起来的概念、假设和理论,整合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目的是弥补单一学科途径可能产生的知识和理论的盲点。多元学科的整合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全知全能,而是一种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学者应该抛弃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和学科保护主义。
5. 关于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
罗伯特·达尔曾言:“公共行政的研究一天缺乏比较性,欲使它成为科学的企图就一天无法实现。”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可以扩大我们对各种可能性的认识,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广阔的途径,并打破不加反省的民族和文化偏见。比较研究的困境包括比较变项太多、国内差异与国际差异、文化和价值的偏见、资料的信度等问题。
6. 关于公共行政学科的本土化问题
中国行政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充满了移植和加工的特点和性格,本土化则是中国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本土化有两层意义: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使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二是公共行政学要更加关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公共行政的知识与理论与中国社会发生密切关系,根植于中国并为中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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